一封難以命名的信
一封難以命名的信 李佳燕醫生是「拒絕孩子做罐頭，還給孩子做自己」運動的發起人。
親愛的：
我想要跟妳說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父親是教授的孩子的故事。這孩子從幼稚園我就認識，到了國中，開始走樣，開始抽菸，開始染髮，開始放學不回家，開始飆車。我沒有再看過他，直到他二十歲左右，一回，來我門診，我幾乎不認得他了，他頂著一頭紅加黃色的爆炸頭，雙臂刺青，耳朵上穿了好幾個孔。我知道他國中發生了什麼事，他在國一開始就被學校一群學生盯上，成為被霸凌的對象，他最後採取自保的作法，就是–成為他們之中的一份子！我不知道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所受到的遭遇。但是，我知道這孩子會變成這樣，是有不為大人所理解的艱辛與痛苦。
第二個故事，也是關於一位大學教授的孩子。這孩子，我也是從他幼稚園時就認識，每次來看病，都帶給我無比貼心與溫暖回饋的特別小孩。我在一次的聊天中，才知道他媽媽已經帶他吃藥吃了七年，那時他已國二。我驚訝到下巴差點掉下來！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特別，但是又非常惹人喜愛的孩子！媽媽淡淡地說因為孩子會興奮過度，所以帶他去看兒心科，確診後吃藥。興奮也有過度的！？媽媽淡淡地說：「因為興奮過度，他就無法讀書，隔天考試就考不好……」我知道這家庭，問題很多，最大問題是婆媳關係，夫妻之間的齟齬不斷！我真覺得這孩子只是某種形式的代罪羔羊！
我還可以說更多故事……。說這兩個故事，是要說：第一，兒心醫師常會說來警告人的：「如果過動不治療，長大恐有反社會行為」。「過動」沒有接受藥物治療，也許不是孩子後來怎麼樣怎麼樣的主因。美國是診斷最多，也是用藥最多的國家，可是，他的青少年問題，應該也是已開發國家中最嚴重的了！為什麼沒有精神科醫師質疑？因為他們的ADHD治療用藥率如此之高，應該是小孩長大會最乖啊！卻只見到治安敗壞犯罪率也越來越高。就像我們講青春期的叛逆，為什麼在人類學家米德•瑪格麗特的研究裡，原始島嶼的社會，不見叛逆的問題，倒是在像美國這樣的社會，成了重大的問題？這些足以讓我們深思：是什麼使我們的孩子叛逆？是什麼使我們像小天使的孩子，長大成為壞蛋？不是「過動兒沒有治療」所致，絕對有不是兒心醫師可以理解與有能力探討的因素。第二，教授，即使是專業的教授，也看不到自己家與孩子的問題，更不一定有處理的能力。
我一直無法將孩子讓成人覺得混亂的行徑，視為一種疾病。我也不認為透過人類表現的行為來作診斷的兒童疾病，是可以靠談幾句話，觀察幾分鐘，主要憑大人的說詞的一兩次看診，就可確診的！因為我們知道每個行為背後，有許多我們無法想像的累積促成因素，只看到表面的「行為症狀」，就診斷給藥，我以為醫師也太小看孩子的心靈活動！我遇到好幾個孩子，被大人認定有破壞行為，有的是為了自救，有的是為了讓大人看到他，有的是一種抗議，有的則是相反的，反而是一種開心的表現……。我知道你要說妳們看診時間上的不足，無法詢問病人如此透徹，我覺得很納悶，既然無法一次看仔細，就分多次看，為何有些醫師一次兩次看診，就急著要下診斷開藥了呢？！
我當醫師二十六年，現在的我和二十年前的我，和十五年前的我，一定改變很多。二十年前，當我初次接觸所謂的醫療社會學時，我真的有愣到！有些在我們過去習醫的過程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作法或理論，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竟是如此不堪與破綻百出！但是，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我不會先辯駁，我會先聽，我太好奇了，我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到現在，我想我大概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了，我看醫療的眼睛就不同了，我以為現在的我看醫療，比較接近我希望的「人的醫療」，而不是醫學的醫療。
我以「更年期事件」為例，此事件給我很大的震撼。當年我至少讀過上百篇更年期使用荷爾蒙的醫學研究報告，通通是利多於弊，無一倖免，即使當時的醫療社會學者，已經有不同的聲音，但是我們說她們是非專業！不了解什麼是醫學！一直到2002年，在更年期使用荷爾蒙超過數十年之後，才有大量的樣本持續性地追蹤研究出來–更年期婦女不宜一律使用荷爾蒙！我開始意識到，醫療行為「偽科學」的程度，可能超乎我們所可以想像的，過度醫療化以及與利益商機的關係，更是不容忽視。我自己這幾年也歷經更年期，我更是懷疑更年期的不舒服症狀，是如何被塑造，被宣導，被女人內化……。包括「產後憂鬱症」。我自己生完小孩，歷經沮喪的一段日子，我的學弟說我是產後憂鬱症。如果是別的女人，可能早就去吃抗憂鬱劑了，但是，我知道我為何沮喪，我知道如果讓我每天都可以睡飽，如果讓我可以做兼差工作就好，如果我先生我婆婆可以幫忙，如果我先生的育兒觀念與我一致，我知道如果……我就會過得很好，但是，這些，當年我都沒有。這些完全與荷爾蒙無關，更非抗憂鬱劑可以幫我解決的狀況。
不僅是自身的生命經驗，包括從孩子身上，從我熟識的許多孩子身上，我更看到台灣現行教育的變態！結果是無法馴服於現行教育的孩子，有一大堆都會被叫去看兒心醫師。當我們與老師對話，希望她們更審慎地評估孩子再轉介時，老師們說：「她們上的研習，兒心醫師會一再教導不要把過動當好動，只要有疑似症狀，就要轉介，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以免造成終身的遺憾。」結果是，老師不自覺地捨棄了精緻與開放式班級經營的能力與專業，而諉給疾病與醫療，這是我們在基層一再不斷碰到的情況。我認識一位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母親，當她試圖與老師討論如何帶她的孩子時，老師回答她：「這種事，妳跟她的醫生討論就好，不必跟我談！」
而醫師以下診斷將孩子的行為疾病化，以給藥或者行為治療「改造」孩子不為大人世界所接受的行為，來呼應老師與家長的需求，真正應該被改變與調整的威權的教養方式，僵化的教育現場與變質的教育價值，卻因此被袒護住了！這是我最痛心疾首的部分！所以，我才會說老師家長與醫師，彷彿成了維護變態教育的共謀！
你提到的工人父母無力管教孩子，上學老師抱怨不斷，父母無法學習行為治療的技巧，只好讓孩子繼續服藥。我要再告訴你一個孩子的故事。他從小就坐不住，頂多一二十分鐘，進了教室，搗蛋不斷，長大過程，刀傷不斷，甚至還被槍抵過胸口。讀到大學，上課頂多坐二十分鐘，開始玩遙控車，作弄同學，或者乾脆站起來換位置，或走出教室抽根菸，他今年大學畢業了。他是校園風雲人物，他自信十足！足球籃球撞球都是高手，國標舞熱舞是全校第一，還酷愛料理美食，會修車修馬桶修水電，會賞鳥種花養小動物，他打三份工……。這個孩子的成長過程，從未被叫去看病與服藥，他鐵定是兒心科的漏網之魚，但是，又如何？服藥後，他還會是一個如此活力十足，光芒四射的孩子嗎？這孩子沒有步上看病服藥的路，是因為他不是台灣人！這樣的孩子，在他的國家稀鬆平常，但是這樣的孩子，在台灣，就會是病人！
回到你的工人孩子，如果老師沒有抱怨，工人階級的父母會帶孩子來看兒心科嗎？我懷疑！我自然不了解孩子的狀況有多麼讓大人頭疼，但是，老師端，可能才是更需要著力的點。我曾經因為一位無父無母的原住民小孩，打電話跟老師溝通過數次，請老師協助，而不是「入孩子於病」！如果我們有更多元，更開放的教育環境，需要吃藥需要治療的孩子，還會那麼多嗎？如果因為大人的無能與無知，而只好委屈孩子吃藥，來解決大人的困擾，這樣的邏輯，我實在很難接受！在論壇上，有一位老師分享，她剛接手時，她的班上有十二個在服藥的ADHD，帶了一個多學期，已經沒有一個孩子需要服藥了！
妳在妳們醫院上班，自然看每個醫師都是很認真的，但是，你知道其他醫師是如何看病的嗎？妳去當過假病人讓她們看過病嗎？我們在基層，我的朋友，我的病人，我的學生甚至連記者，經常告訴我們兒心醫師，讓人失望的看診方式。我們一位社會學的老師也曾當過假病人去看過精神科，填完量表，他也被診斷是過動！兒心界都沒有聽到這些聲音嗎？
兒心醫師也不敢否認，確實有些孩子是被過度診斷過度用藥，但是為何不見兒心醫師出面提出反省？反而當有人提出此呼籲時，是以反彈的姿態面對？我看不到對孩子的關注。在所有主流的聲音全部是大量宣導認識ADHD，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時，為何聽不到任何一個台灣的兒心醫師，說出要父母老師小心，不要以「症狀對號入座」的方式，對ADHD過度診斷的呼籲？！而我們卻看到國外，早有不計其數的論文與報導在提醒老師父母和醫師。更遑論要精神科醫師針對DSM的美式診斷，提出質疑與修改建議！
我很遺憾，你滿足於你所聽所閱讀所被教導來的這些醫學知識嗎？在行醫多年後，妳沒有發覺其中無法滿足人心的缺憾嗎？那是我們在接受醫學教育過程中，開天窗的一個大洞！你不想聽聽別的領域的專家怎麼說，怎麼看ADHD嗎？我去參加了論壇，看到聽到我本來不知道的，有些讓我心疼，有些令人感動，有些讓我興奮，讓我雀躍不已！我在台下聽得津津有味，我參加，收穫滿行囊，更開啟了許多眼睛，這是我們的醫學教育沒有教我們的，卻是更接近社會與人的。（tags：兒童、過動症、醫學教育沒有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