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

楊添圍(精神科醫學會理事)

為什麼許多問題，會成為醫療問題，所謂醫療化（medicalization）呢？這問題的形成，絕對不是因為單方面的醫療意識形態，或是主流診斷學的概念所造成。筆者懷疑，這問題的起因之一，是來自於政府組職，福利系統，或是教育體系，無法對於某些特殊行為，提供個別化，高人力高成本的處遇，因此，借用某些可能包括特定疾病診斷治療，讓問題醫療化，也讓醫師不自覺地，成為，柔性或隱性社會控制的一環。這時候，質疑醫師的診斷系統與意識形態，其實也消解了部份對於政府組織，福利系統或教育體系應有的檢討。

對於新北市過動症全面篩檢的問題，也可作如是觀。精神疾病診斷對於被診斷者以及家屬而言，恐怕不是單純醫病關係、專業倫理或診斷醫療的問題。例如，當嚴重精神疾病被福利化，代表著身心障礙津貼與各項稅賦與公共費用的減免，當兒童精神科診斷成為接受特教與服務的門檻，已經成為台灣精神醫療與社會福利盤根錯節的結構現實。在這些制度設計下，精神科醫師不僅要承擔診斷治療的提供者，還要負擔教育體系，社會福利的過度期待，更要扮演面臨民眾強大服務需求時的擋土牆。此時，苛責精神科醫師過度診斷，實在是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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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易澄（精神科專科醫師）

據報載，新北市於四月底起啟動過動兒全面篩檢的政策。「過動兒」的正式疾病名稱是「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D/ADHD)」，研究顯示，台灣的過動的盛行率約為百分之八，因此這項「免費篩檢」的政策，若按照比例較算，則有三萬多人「受惠」。然而這樣的政策也引發憂心。在台灣，過動症的診斷與治療的爭議才逐漸浮現，整體爭議面貌大致呈現的是，精神醫學界普遍認為過動仍需加強診斷與治療，以及另一造過動已被過度診斷與治療的批評。

究竟過動是否是診斷不足，還是過度醫療？問題的複雜度絕非三言兩語能談完。精神醫療的發展與實踐的範式有其特殊之處，其一是精神病理學的分門別類乃基於對「現象」的觀察。然而精神醫學的研究逐漸發展到生物、分子的階段，這個過程也逐漸證明了「過動」的生物性基礎。只是問題來了，生物性的問題，是否也只能以身體疾病來解釋，並且以藥物解決？筆者所熟識的兒心專科醫師，大致皆不會輕易診斷開藥。但是孩子們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的受苦經驗是存在的，當我們難以究責於任何一方，我們該如何來深入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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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聯盟發起人之一李佳燕医師，於2013年4月寫給當時的兒童局局長的一封信。中央政府改組後，張局長已轉任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

秀鴛局長:

好久不見~我是李佳燕醫師，在幾年前因為家暴議題我們見過面，不知您如此忙碌，是否還有一點依稀印象?

黃志中醫師是我在高醫和家庭醫學科時的學弟，我寧可說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家庭醫師，更是我長年來做一些”與醫師職責有一些關聯，卻是沒有醫師愛做”的事時，最好的醫師夥伴!從家庭暴力，婦女健康醫療，他總是走在醫界孤單卻最有力的一方。

近年來，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遭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兒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更讓人憂心忡忡的是，老師建議父母帶孩子到兒童心智科就診，兒心醫師面對如此龐大的就診病童數目，經常是以發”量表”給父母和老師填寫，來診斷孩子是否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ADHD)，然後在就診一次或兩次之後，馬上開立藥物治療。兒心醫師對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給藥的現象，已到達我經常接觸家長和老師時，覺得毛骨悚然的程度。我有一回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給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起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被轉去看兒心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要服藥!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