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轉貼自臺灣公民對話協會 – 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編按：「過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即 ADHD）是兒童界「最流行」的精神科診斷。多多益善去年 11 月推出「不乖又怎樣」專題，今年更進一步，在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的支持下，以上、下篇「經驗採訪」和 1 集 Podcast 節目，探討疑似過動的孩子在被帶進診間「之前」，不同家庭如何認識過動的掙扎與學習。
本系列上篇分別呈現國小六年級的阿 Q、剛升高中的樂樂，以及大學生汪子淳，在「過動」和「有問題」等標籤下，如何經歷困惑與摸索，也呈現 3 個不同階段孩子與青少年的心聲。
下篇則探討「良好的對待」會如何讓同樣特質的孩子，得到全然不同的反應，以及父母如何在親師關係的壓力或協助下，跟著孩子一起轉念、改變自我。
示意圖／by Midjourney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所臨床組 李嘉玲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翁士恆 助理教授
文章出處：愛彌兒，愛我們的孩子
此篇文章旨在介紹「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在「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的核心分類。我們首先使用大家較為熟知的DSM及ICD診斷系統，來瞭解ADHD的診斷準則；接著在第二部分我們要把另一個分類系統，「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介紹給大家認識；知道ICF以後，第三部分是簡介ICF研究中心的核心分類計畫；接著第四部分，我們就來看此計畫中，ADHD核心分類的編製過程以及目前的進展；最後做個小結，並附上此篇文章的參考資料。
圖1. ADHD ICF 核心分類編制與開發團隊。
作者：東華大學 翁士恒
這篇文章中，我們來談ADHD這個這個「疾病」被理解與使用的方式與其在醫療與生活世界間可以開展的角度。在醫療空間中，「疾病」需要被精確的確診但是在生活空間中，「疾病」可能帶來偏見與歧視。在醫療空間中，「復原」指的就是病症的消解，但在生活空間之中，「復原」指的是怎麼活的更好。因此，怎麼讓疾病的理解可以有更多人文脈絡，有著如余德慧所追尋之柔適照護的質地（李維倫，2015），本文引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這個國際通用的標示系統對於疾病的思考，希望讓「對話」可以再度交集。
過動與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的用藥爭議是最近在台灣兒童心理臨床現場的熱門話題，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SM-5)與質疑DSM診斷系統之書籍的中譯版也相繼問世，對於這個兒童青少年的精神疾病之流行有諸多質疑。而由立法委員針對過動兒用藥所提出的質詢、與由某非營利組織所提出的省思論點，被一些兒科精神醫學專業人員認為是反精神醫學的運動以及山達基宗教的組織活動，讓注意力與注意力不足症候群兒童的用藥爭議蒙上一層模糊的紗罩，臨床現場的對話也變得困難。因為對於用藥與精神醫學權力位置的批判，一些教育現場實踐者與人文心理學家的行動與書寫受到了一些精神科醫師的強烈質疑[1]。
臨床專業的對話總是好事，尤其是對於受苦的一群孩子與家長，但專業間走向歧見與對立，傷害最大的也會是家長與孩子。一方面對於醫療專業來說，針對疾病而用藥改善是核心的專業信念；另外一方面，對於非醫療專業，執著於用藥所忽略的家庭教育與社會缺失危及兒童的自主權與主體性，需要被嚴厲審視。這兩方，是否能從對立走向對話，是這篇文章所殷切盼望形成的方向。
ADHD的孩子該不該用藥？是不是用錯藥？是不是在不該用藥的時候用藥？在我自己身為兒科臨床心理師的經驗中，的確常常有著有如分裂的自我面質。尤其當身處不同的地理空間設定，常存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理解途徑。在醫院中，我可能進行完一個ADHD的神經心理衡鑑評估，確認了在家庭與學校至少兩個社會情境以上的顯著過動與專注症狀，開始與家長及教師討論用藥的時間與後續行為的處理。而在另外一個面對身體暴力與侵害的社福機構中，我看著孩子飽受欺凌暴力的歷史，理解他在學校暴力的緣由，而他的醫師從不願知道孩子的受暴史，僅專心調整著藥物與爆衝的行為影響，因為理解孩子，我強烈質疑著如此重大劑量藥物對他的使用是否合適。在不同的兩個臨床現場，藥物開啟了兩個性質迥異的照顧時空，有著近乎分裂的兩種臨床敘事。這幽靈，也一直在用藥爭議的空間中遊盪。
如何讓精神專業說服質疑者其用藥考量了孩子的個人特質與生存困境？如何和其他專業合作形成用藥所預期形成的幫助與效用？這是在步出醫療空間時最直接面對的困境。
這篇文章中，我們來談ADHD這個這個「疾病」被理解與使用的方式與其在醫療與生活世界間可以開展的角度。在醫療空間中，「疾病」需要被精確的確診但是在生活空間中，「疾病」可能帶來偏見與歧視。在醫療空間中，「復原」指的就是病症的消解，但在生活空間之中，「復原」指的是怎麼活的更好。因此，怎麼讓疾病的理解可以有更多人文脈絡，有著如余德慧所追尋之柔適照護的質地（李維倫，2015），本文引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這個國際通用的標示系統對於疾病的思考，希望讓「對話」可以再度交集。
ADHD 的症狀之外，有著更以生活為底蘊的存在脈絡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轉貼自 巷仔口社會學）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 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作者：留佩萱
今年三月，台灣新聞報導指出國會出現質疑國內過動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以下簡稱ADHD) 確診與用藥過於草率的問題。目前，台灣社會也有諸多聲音，針對「有ADHD症狀的兒童」在沒有經過詳細評估也沒有機會嘗試其他非藥物治療方式之下就開始服用利他能 (Ritalin)的現象，憂心非但沒充分檢討甚且擴大而不斷提出呼籲。由於利他能這個藥物被美國緝毒局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列管的第二級藥物 (Schedule II drug，和古柯鹼、嗎啡同一個等級) ，過度使用的確有造成高度依賴性的疑慮。
在美國，估計每十位小孩就有一位被診斷為ADHD，在台灣，據兒童精神科估計台灣有5至7%的注意力不足過動兒。這幾年來，因疑慮看診的人數也不斷攀升。到底ADHD是什麼？小孩出現過動、分心、衝動行為就是ADHD嗎？當醫生說我的小孩要吃藥時，我還能怎麼做？
Amen Clinic 網站建議非藥物治療法， 圖下說文:「ADHD 已是持續擴大的全國性健康危機了，但儘管它的確診比以前都頻繁，它依舊是當今被錯誤理解與錯誤診療最多的疾病之一。」
李佳燕 (全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318期)
當我在診間看診時，常會聽到在外候診的孩子，像小雲雀般的清脆說話聲和鈴鐺似的嘻笑(沒錯!我就是會分心的人!可是，有哪些人會聽不到這些小精靈的樂音呢?)。那天，一個聲調活靈活現的小小說書人，深深吸引了我。
輪到小說書人進來看診了，媽媽說是順應老師的要求，帶孩子來看病。因為小一的說書人，上課進教室，不會乖乖走進教室，而是滑壘進教室，滑進教室後，順便把掃把畚箕撞倒一地；上課時，經常與鄰座同學聊天；下課走出教室，則是兩手撐在走道兩側的同學書桌上， 一路撐出教室，搞到老師整天聽同學來告狀。
我問孩子最喜歡什麼?孩子雙眼立刻閃亮發光:「恐龍!我最喜歡恐龍!」我化身為初階恐龍迷，請資深恐龍迷介紹恐龍，讓我增廣見聞。
恐龍老師一上課，嘩啦啦就是半個鐘頭，突然，話聲驟止，孩子飛快地起身，衝出診間，我愣在一旁，怎會不告而別?約五分鐘，孩子又進來了，嘆了一口氣說: 「我覺得妳很難教，都教不會，想說前面有一些故事書，不知道有沒有講恐龍的，如果有，就很方便了，我可以拿進來，讓妳看圖畫，妳就會懂了。」 Read more »
作者：馮喬蘭
這幾年，我們常會接到家長來電詢問，提到老師要求家長帶小孩去醫院檢查，確認是否過動，如果是，就要用藥比較好。來電的家長通常都很疑惑，有些人覺得小孩確實皮了點，但吃藥，對他好嗎？也有家長不明白，為什麼一、二年級時小孩在學校一切順利，也很愉快，到了三年級換了老師，他的小孩就變成過動兒了。
還有一個例子是，幼稚園孩子被老師說過動，老師要求家長一定要帶小孩就醫，第一個醫師說孩子不是過動，家長“回報”老師，老師說：『不可能，以我多年教學經驗他一定是，你不要害了他，要再找第二個醫生。』第二個醫生仍說不是。老師又說不可能，要求找第三個。家長又煩又累，但又覺得不照老師說的去找醫生，彷彿是沒盡到責任似的對不起小孩。然而第三位醫生仍然說不是。最後家長終於決定轉學。而小孩，也沒再被要求去檢查。 Read more »
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執行長 許禮安 醫師
最近和某教授聊天，發現近來連偏鄉的孩子都被診斷「過動症」或「發展遲緩」。對於過動症，我早就覺得可能過度診斷，雖然這應該是現代社會快速變遷所產生的「進化」。我都很認真的說：也許將來主宰下個世代的會是「過動兒」，應該被淘汰的是我這種動作太慢的「遲緩兒」吧！
學校的老師當然喜歡乖巧的孩子，笨一點沒關係，只要聽話就好，團體生活不容許特立獨行的小孩，這是老師的基本人性。因此，太過活潑好動的聰明孩子，很容易被老師定義為調皮搗蛋，老師會建議家長帶孩子去看精神科檢查。沒想到現在連動作太慢的孩子，都會被老師貼上標籤了。
進了精神科，就無法「正常」的出來，因為沒有「正常」這個診斷名稱，多數醫師會為業績著想，不願給病人退掛，只好隨便貼個疾病名稱，有了病名不開藥又沒有業績，當然就順便開藥給孩子吃，開始吃就不能隨便停藥，這是普通醫師在有問題的醫療制度之下的基本人性，一連串的基本人性造就出許多「假性」的過動兒和遲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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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浩威
～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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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Read more »
楊添圍(精神科醫學會理事)
為什麼許多問題，會成為醫療問題，所謂醫療化（medicalization）呢？這問題的形成，絕對不是因為單方面的醫療意識形態，或是主流診斷學的概念所造成。筆者懷疑，這問題的起因之一，是來自於政府組職，福利系統，或是教育體系，無法對於某些特殊行為，提供個別化，高人力高成本的處遇，因此，借用某些可能包括特定疾病診斷治療，讓問題醫療化，也讓醫師不自覺地，成為，柔性或隱性社會控制的一環。這時候，質疑醫師的診斷系統與意識形態，其實也消解了部份對於政府組織，福利系統或教育體系應有的檢討。
對於新北市過動症全面篩檢的問題，也可作如是觀。精神疾病診斷對於被診斷者以及家屬而言，恐怕不是單純醫病關係、專業倫理或診斷醫療的問題。例如，當嚴重精神疾病被福利化，代表著身心障礙津貼與各項稅賦與公共費用的減免，當兒童精神科診斷成為接受特教與服務的門檻，已經成為台灣精神醫療與社會福利盤根錯節的結構現實。在這些制度設計下，精神科醫師不僅要承擔診斷治療的提供者，還要負擔教育體系，社會福利的過度期待，更要扮演面臨民眾強大服務需求時的擋土牆。此時，苛責精神科醫師過度診斷，實在是不可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