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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這篇原篇名為「Keith Conners, Father of ADHD, Regrets Its Current Misuse」的文章，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艾倫．法蘭西斯在《哈芬登郵報》於三月底刊出的專欄文。以下為全文翻譯，文中有幾處加註，以解釋名詞與情況。

凱斯‧康納斯（Keith Conners）被稱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之父當之無愧，當此項失常障礙（disorder）首次被診斷時他在現場，他對過動症的了解，當今恐怕無人能出其右。

早在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診斷之前，五十年前康納斯博士就分析了史上第一次的右旋苯丙胺（Dexedrine）隨機試驗數據，研究其對於嚴重躁動與衝動的孩童的功效。很快的他也對接下來的新藥「利他能」（Ritalin）進行第一次臨床試驗。康納斯博士開發了一套標準評定量表，用來在研究與臨床實踐中評估孩童，以及衡量治療的影響。他發現藥物在知覺、衝動與注意力上有正面效果，這建立了整個兒童精神藥理學領域的基礎。很大程度上，由於康納斯博士的努力，一個原本模糊不清的症狀（那時被稱為「輕微腦功能障礙」）後來被廣泛接受，成為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官方診斷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

康納斯博士很聰明，他沒讀高中，十六歲就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獲得了哲學、心理學、生理學的一級榮譽和牛津羅德學者獎學金（Rhodes Scholar）；在哈佛取得臨床生理學博士；他學習和教導的對象，以及一起工作的對象，都是過去半世紀以來的頂尖心理學家。

如果我們想了解過動症過去歷史、目前現狀和未來軌跡，康那斯博士是不二人選。他寫道：

「我一直覺得經典的雙面圖形極其迷人，格式塔（Gestalt）心理學家們讓這些圖像聲名大噪。他們描繪了一個令人費解的悖論，說明人腦有時是如何處理知覺的。花點時間好好地看那張圖，大部分的人會體驗到迅速且令人吃驚的臉孔轉換─從美麗的女性變成醜陋的巫婆，然後不斷反覆觀看。完全一樣的視覺訊息可以用大相逕庭的方式詮釋，也就是，相同的資料、相同的觀察者，卻有截然不同的知覺。

多年來， 我用積極正面的角度解讀有關ADHD的一切：研究資助的增加和研究結果的累積；臨床認知的增加；更多孩童接受了興奮劑治療；家長和教師的關注；立法使過動症孩童適用於特殊教育；連藥物公司都支持醫學教育和像是過動兒家長協會（CHADD）等家長團體。就因應許多學校體制跟家庭面對的重要問題來說，這一切看起來都是正面的解決方法。。

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受邀演講要我談談實證數據顯示過動症真正的盛行率，情況有了改變。當時，我已意識到在某些圈子裡，美國人熱愛過動症這個想法已使美國淪為笑柄。從歐洲大量的出生追蹤資料來看，通報為過動兒的比率遠比美國要來得還低很多。我的妻子是一名學校心理學家（編按：「學校心理學」是以學校師生為服務對象的心理學學科），她告訴我當今現況，任何學校裡不聽話的孩童都會很快地被老師貼上過動症的標籤。

我本來就對過動症「診斷」的高確診率和高用藥率這件事保持相當的質疑，因為它們源自研究者根據家長的回報所彙整出的數據，然而家長採信的依據又來自毫無可靠證據的老師或醫生。不論一個調查的規模有多龐大，這些資料都會瞬間變得沒有價值，只要出現一個簡單理由：沒有徹底的病史採集和親手的臨床診斷。研究，若透過非臨床醫師電話訪問大量受訪者，保證會產生草率診斷的問題。不請臨床醫師來做謹慎診斷的研究調查，原因僅僅只是花費太貴。因此，過動兒的通報率是不正確且被誇大的上限值，並非真正的流行比率。

只有一個研究文獻例外，是由兩位杜克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在北卡羅萊納的西部地區進行的一個大規模研究，調查者阿德里安‧安戈爾德（Adrian Angold）以及簡·科斯特洛（Jane Costello）用最新的流行病學法訪問了上千名的家長以及他們的小孩。他們設計了一整套訪問清單、訓練了數十名的訪問員，並使用詞庫來確保用同樣方式對每個家庭問同樣的問題。此項高度被讚揚的得獎研究，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同時有大量數據和詳細的臨床檢驗。

這個優秀計畫的結果非常令人震驚，僅僅只有 1到2％的對象符合過動症。更有甚者，研究發現許多根本沒有生病的孩童都被開出了興奮劑（stimulants）。同時，有些其實符合過動症診斷的孩童卻未曾給心理健康專家確診過；也就是說，既有過度確診，也有不足診斷。同樣的發現，也在後續進行的研究受到證實。

在我看來很明顯，過動症表面上的高盛行率隨著時間穩定上升，是因為醫生看診背後的推手乃是濫竽充數的科學，以及龐大數字的誘惑，卻缺乏全面的臨床病史這個唯一有意義的要素。站在前線的醫生，若僅僅用二十分鐘聽病人的說法並接著進行醫療檢查或其他療法，這樣的時間壓力保證醫生們在確認過動症這種複雜疾病時會出錯。

回顧這一切，我才豁然開朗，我認為過動症的過度確診根本是「一種悲慘比例集成的蔓延流行（病）」（an epidemic of tragic proportions），並同時向吃驚的同僚們如此宣布我的看法。說悲慘，是因為許多孩童被誤診，但他們的問題根本不是過動症，而需要的其他的治療；或是普通正常的青少年卻接受了他們不必要的治療；或是處方箋開出的藥物卻被送給或賣給其他想要快速K書或是馬上狂歡的學生─現在學校和大學裡有大量使用興奮劑的學生，急診室也越來越被用藥過量的青少年給塞滿，這也是原因之一。

紐約時報的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tz）揭露了大型製藥公司如何用販賣疾病、殘酷無情的廣告宣傳提供錯誤資料給急切的醫療體系，同時利用兒童精神醫學學界裡無恥的「思想領導者們」與他們進行合作。無可置喙的，醫生必須負擔重大責任─畢竟只有醫生能開興奮劑的處方籤 。大部分努力工作的初級保健或是普通小兒科開業醫生雖然用意良好，但缺乏時間來真正了解他們的病患，也缺乏專業知識來懷疑製藥公司的政治性宣傳。（編按：在美國，初級保健或是普通小兒科醫生都可以幫過動症看診開藥）

當我看到即使一些最受敬重的同僚也否認這些事實，尚且學鴕鳥把頭埋到沙堆裡時，我感到十分的擔憂。最近我跟其中一個著作眾多的資深教授談話，他是「精神病學和遺傳學特聘講座教授」，也發表過許多過動症的學術著作。我問他對於紐約時報揭露製藥公司鼓吹過度診斷有什麼看法，他說「我真的不太懂那些數據；我不是流行病學的專家。」

嗯，我也不是，但是我知道如何分辨仰賴家長電話訪談的研究，以及實際有意義的臨床評估。現今的過動症世界中，詳細的家族和發展病史已經被家長和老師的口耳相傳和速食訪談所取代，而且大部分經由未經訓練的初級保健或是普通小兒科開業醫生。

現在，我認為過動症是一個正常連續體的一部分，這個連續體包含 從非常輕微到嚴重程度的躁動不安和注意力不集中，而這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臨床醫生來進行治療和技術精良的診斷評估。」

在此，我要感謝康納斯博士。本來對少數人有幫助的診斷，卻被誤用在多數人身上而遭致傷害，這實在令人感到痛心。過動症就是一個好例子，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自閉症、抑鬱症、躁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廣泛性焦慮症、暴食症等等都是。

精神病學的歷史一直都是短暫風潮的歷史。就像你用格式塔圖片所指出的一樣，人類的痛苦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方式解釋，這些解讀的方式，成了來來去去的風潮。

現在當紅的風潮，是將精神失常狀態大規模的商業化，好為製藥公司的利益服務─透過不斷地販賣疾病來販售藥物。不勝其擾的醫生和憂心忡忡的病人已經對「日常生活醫療化」買單，把痛苦和差異直接變成精神疾病了。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應該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而非一種自動反射或是速戰速決下的權宜之計。它必須在早期病發時有典型的症狀，這些症狀嚴重且持續一段時間並，在各種情況下都出現，且導致相當程度的痛苦和障礙。資訊應該來自於謹慎且直接的觀察，且來自具備廣泛周全知識的通報者們。評估應該要拉長至數週或數月，因為每一次看診訪視，小孩都可能出現很大的改變。診斷需要在以下這些步驟才能進行：透過密切觀察等待、忠告、家長訓練、環境改變、減少壓力和/或心理治療

我們目前每年花費超過一千萬美金在過動症藥物上，僅僅二十年內增加了五十倍。大部分都被浪費在治療被誤診的孩童上。許多國家的研究顯示，班上最年少的孩童被診斷成過動症的可能性是最年長的孩童的兩倍。我們已經把正常的不成熟變成了一種精神疾病了。把大部分的經費花在推動小班制和增加體育課上才是比較聰明的作法。

凱斯‧康納斯已經為我們做了很多。但願他對於過動症「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發出的警告會是終結這種風潮的重要轉捩點。依照目前的診斷率，15％的美國小孩在十八歲的時候會被認為是過動症。臨床醫生、家長、老師必須抗拒壓力，確保診斷和治療僅限於少數真正需要且可從中受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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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杜克大學精神病理學與行為科學的榮譽退休教授艾倫．法蘭西斯Allen Frances Professor Emeritus, Duke University

原文連結：Keith Conners, Father of ADHD, Regrets Its Current Misuse

編按：文中康納斯講到的格式塔心理學（亦稱完形心理學）使用的雙面圖，同一張圖，可看成年輕女士，也可看成老態巫婆。